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于2013年12月正式开放。该馆紧扣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史这一主线,借助油画、国画、浮雕、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和各类现代展陈手段,展现了红军将士英勇无畏、敢于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以及苏区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生动事迹。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纪委监委供图
纪念馆广场中央的《铁的红军》红色雕塑,展示着不畏艰险、向前冲锋的红军战士形象。
党员干部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参观学习。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纪委监委供图
宁都翠微峰下,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五座葱郁山丘环绕四周,愈发衬出它的庄严肃穆。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展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军事纪念馆,同时也是江西省廉洁文化教育基地,这里承载着厚重的红色基因,是党员干部锤炼初心、汲取力量的“精神熔炉”。
“一部半电台”
步入纪念馆,可见展柜中陈列着“一部半电台”(复制品),它外表朴实无华、周身锈迹斑斑,背后却记录着一段传奇的革命故事。
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一方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并俘虏了十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由于红军战士从来没有见过电台,出于对敌人的仇恨,把电台砸成了只能收不能发的“半部电台”。不久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至此,红军一共拥有了“一部半电台”。
有了电台,却不会用,这成了摆在红军面前的一道难题。此时,十余名被俘虏的技术人员跟着红军生活了一段时间,被红军一心为民的作风和崇高的革命理想深深打动,自愿帮助开展工作,为红军作贡献。其中,王诤主动请缨,带领大家修理“半部电台”。临时工作室里光线昏暗,王诤手持工具,全神贯注地检查、调试零件,身旁的战友们递工具、紧张围观。接上电源、挂好天线后,电台终于发出声响。收到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新闻的那一刻,屋内欢呼雷动,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就此起步。
以“一部半电台”为基础,中国工农红军在赤坎村陈家土楼成立了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毛泽东、朱德亲自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赤坎村开办无线电训练班,由王诤亲自担任教员。训练班教室是简陋土坯房,王诤站在讲台上,拿着自制教具耐心授课。学员们坐在粗糙的木凳上,或奋笔记录,或皱眉思索。他们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废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短短4个月,红军便培养出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才。
1931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狭小闷热的监听室里,王诤带领队员们守着残损的电台,日夜监听。5月15日,王诤和刘寅捕捉到国民党军第28师与吉安留守处电台的联络信号。他们屏气敛息,仔细分辨,截获了第28师将前往东固的重要情报。
此时红军主力正隐蔽在东固、富田一带,毛泽东、朱德依此情报在东固通往富田的白云山九寸岭设伏。5月16日6时,敌军进入伏击圈,红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枪弹声、喊杀声交织,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赢得了第二次反“围剿”首战的胜利。随后,红军一鼓作气,连打胜仗,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为此写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诗句。在苏区军民欢庆胜利的集会上,毛泽东称赞电台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表扬王诤、刘寅立下了头功。在中央苏区1933年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上,王诤作为通信兵的代表,与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道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等红星奖章”。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在纪念馆内的“军民同心”展区,一个苏区时期盛放茶盐的瓷罐吸引着众人的目光,老红军郭春福的女儿郭凤林来到纪念馆参观时,看到这个瓷罐,思绪不禁飘回从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尤其是境内不产盐,外面的盐又进不来,导致食盐奇缺,成了稀缺的珍宝。当时,一块大洋在白区能买7斤盐,在苏区却买不来与这块大洋同等重量的7钱3分盐,被称为“盐顶七钱三”。
在这种情况下,苏区不得不对食盐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规定中央苏区的党员干部每月食盐配给额度为4两,前线部队每人每天有8分盐。但实际上,连这个标准也常常无法达到,很多人都没有盐吃。许多战士和群众因长期缺盐而身体浮肿,伤口不易愈合,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
为了让红军战士能吃上盐,宁都人民提出“炒菜少放盐、蒸汤不放盐”,硬是从牙缝里把食盐省下来,全部用来支援前线。苏区群众刮干净了自家的盐罐子,把食盐送给红军,自己则从老屋墙上、地窖等地方割取硝土,用土法熬制硝盐替代食盐。这种盐入口发苦发涩,多吃两口甚至舌根发麻,吃多了还有毒。
时任闽浙赣省财政部部长张其德,手握食盐分配大权,却自觉守着盐堆吃淡菜。有一次,他的孩子实在受不了了,自己去取盐,被张其德厉声喝止,“这些盐巴来之不易,我们决不能以权谋私,动用公家一粒盐。”
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艰苦岁月,让“盐”成了那一代红军战士最沉重的牵挂。1931年,郭春福在宁都加入红军,亲身经历了缺盐的岁月,后来他参加了长征,留在陕西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家乡。1950年,郭春福带着全家从陕西西安回宁都时,特意带了一大包盐,在他的记忆里,家乡的盐很是紧缺,他想多带些回去分给乡亲们。郭凤林回忆说,父亲离家太久了,他并不知道,革命胜利后,宁都早已不缺盐。
如今,九十多年过去了,虽然食盐不再稀缺,但宁都人民喝无盐汤的习俗却保留了下来。人们喝的是清淡的汤,品出的却是当年那份血脉相连的咸与甜,传承的是当年苏区军民的情。
“宁都霹雳响天晴”
步入纪念馆二楼“铁血征程”展区,一座英雄群雕前,观众们静静伫立。群雕正中间,宁都起义领导者赵博生身披戎装,左手紧握望远镜,目光坚毅眺望远方,浑身散发着矢志革命的英雄气概。观众们屏气敛息,跟随讲解员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31年10月,宁都起义两个月前,在中共特别支部的发展下,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赵博生成为宁都起义主要领导者。
宁都起义前夕,第26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发展了20多名地下党员,起义条件渐趋成熟。然而,12月5日,蒋介石从南昌行营发来“十万火急”电报:“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3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复杂。特别支部委员会刘振亚等人临危不乱,研究决定由赵博生回复“遵令即办”电报,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袁汉澄趁夜前往瑞金向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汇报,并商议提前举行起义。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1931年12月14日傍晚,赵博生以宴请名义,在一座住宅楼内召集第26路军团以上主官开会。宴席分设楼上楼下两处,楼上设军官席,楼下则安排随行卫士就座。
晚8时许,赵博生起身肃立,神情严肃地向在座军官阐明当前国内局势及第26路军的处境与出路,宣布起义加入红军,与红军联合抗击日寇。席间立刻骚动起来,大部分军官表示拥护,个别企图反抗的军官,当场被解除武装,抓了起来。与此同时,楼下随从卫士的武器亦被警戒人员迅速解除。局面得到控制后,赵博生命人对空鸣枪三响,以此为号,全城各部统一行动随即展开。起义最终取得成功,第26路军17000余人加入红军,使得中央红军从3万多人一下猛增到5万多人。宁都起义的胜利震撼全国,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壮大了红军力量,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
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经过政治教育和整编,成长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红五军团历经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并在长征中赢得了“铁流后卫”的赞誉。
1938年12月,纪念宁都起义七周年时,延安凤凰山阳光明媚,毛泽东与参加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并在照片上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元帅赋诗怀念赵博生:“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岁月虽逝,精神永恒。这场彪炳史册的伟大壮举,留下了“铁心向党、坚持真理、爱国爱民、敢于斗争”的宝贵精神财富,一直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奋勇前行。
走出纪念馆,夕阳余晖为广场中央《铁的红军》红色雕塑镀上金色光辉。山风轻拂翠微峰,仿佛传来当年的冲锋号角。苏区将士以热血书写的篇章,依然在叩问新时代的我们:何以永葆初心?何以无愧山河?答案,就镌刻在这丹心铁骨铸就的丰碑之中。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股市配资官网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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